各共犯人追诉时效独立性问题研究

关于共同犯罪，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意即只要成立共同犯罪，即使只有部分行为人实行了犯罪行为，那么全部行为人都要承担刑事责任。

共同犯罪中“连带性”的特质已经深入人心，以致于很多人认为，共同犯罪中各共犯人的追诉时效也应当具有连带波及性质，即只要部分行为人在追诉期限内被立案侦查，那么其余还未到案的共犯人的追诉时效也不受限制。有学者认为，如果其余未到案的共犯人的追诉时效仍然计算不予中断，那么将不利于司法机关侦破案件，不利于共同犯罪案件的办理。对此，笔者认为，各共犯人的追诉时效应当具有独立性，各共犯人追诉时效应当分别独立计算，不因其他共犯人被立案侦查而使其追诉期限的中止、中断或者延长，也不因其他共犯人被立案侦查而使其追诉期限不受限制。

刑事犯罪中的追诉时效，也称“追诉期限”，是指刑法规定的，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1]在追诉时效内，司法机关有权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国家积极打击犯罪以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反之，如果超过了追诉时效，司法机关就不能再对犯罪人进行刑事追诉，这是国家基于保障犯罪人基本人权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督促司法机关应当及时有效地侦破案件，使犯罪人能够及时地得到法律的制裁。

在共同犯罪领域中，之所以出现各共犯人的追诉时效应当统一性判断的观点，是因为这种观点不假思索地认为共同犯罪中各共犯人之间是一个整体，那么理所当然，各共犯人的追诉时效也应当进行统一性判断。其实这种理解深究起来，根本无法站稳脚跟。

第一，所谓“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由此导致的共同犯罪之连带性的思维定势无疑是片面的。“部分实行，全部责任”仅表明共同犯罪中的责任确实是连带的，但这里的责任并不是最终意义上行为人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同时，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共犯人都承担一样的责任。不同共犯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根据各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予以区别确定。因此将共同犯罪中所谓的责任连带性质类推运用至各共犯人追诉时效的计算之中，也即认为共同犯罪中只要部分行为人在追诉期限内被立案侦查其余共犯人的追诉时效也不受限制的观点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二，从立法的初衷和本意来看，追诉时效制度的确立，目的是为了限制国家机关的公权力过于膨胀，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益，督促相关机关及时发现犯罪并进行立案侦查。如果以部分共犯人在追诉期限内被立案侦查为由而认为所有的共犯人不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那会导致其余未到案的共犯人一直存在被追诉的可能性，这无疑侵犯了其他共犯人的基本人权，同时也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

第三，从《刑法》第八十八条、八十九条来看，其追诉期限应当从犯罪行为开始之日起算，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以及缺乏被害人提出控告，司法机关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情形，那么只要过了法定的追诉期限，行为人就不应当再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无论是单独犯还是共犯，追诉时效都应当从犯罪开始之日起算，共同犯罪中的行为人也不因其他共犯后续的犯罪行为被立案侦查而导致其追诉时效的中止、中断或者延长。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在追诉期限内没有再犯罪的共犯人，其犯罪的追诉期限并不中断。”[2]因为过了追诉期限，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已经得到消除，并且已经重新顺利地融入到社会生活中，司法机关没有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必要。

从以上可以看出，司法实务之中已经有不少判例认定共犯追诉时效独立计算的合理性。

共犯人的追诉时效在刑法典中尚付阙如，但是在司法实务中，对各共犯人分别独立计算显然更具合理性，且更彰显追诉时效制度设立的初衷和本意。